一、伦敦
伦敦很少下雪。
千早爱音站在训练场的靶位前,呼出的白气很快被风吹散。她的手很稳,稳得不像是十五岁才第一次摸枪的人。
“你的问题不是手。”
身后传来踩在碎石上的脚步声。她没有回头。
西蒙·海耶走到她身侧,灰色的眼睛盯着远处的靶纸。老人今年已经九十多岁,脊背却依然挺得笔直,像一株在风雪里站了一辈子的松树。
“你的问题是这里。”他点了点自己的太阳穴。
爱音垂下眼睛。她知道老师要说什么。
“你在瞄准的时候,”老人的英语带着浓重的芬兰口音,“在想什么?”
“……目标,长官。”
“撒谎。”
爱音咬住嘴唇。
她从十一岁开始跟着西蒙·海耶学习射击。那时她的父亲——一位驻芬兰的英国外交官——在一次狩猎聚会上认识了这位传奇的狙击手。父亲只是客气地请求“指点一下小女”,没想到老人真的点了头。
更没想到的是,这一指点就是四年。
“你在想,”西蒙慢慢地说,“这枚子弹打出去之后,别人会怎么看你。”
爱音的睫毛颤了一下。
“你在想,打中了,那些军官会不会对你刮目相看。你在想,你的成绩会不会被写进报告,传回东京的老家,让你的祖父觉得……”老人顿了顿,“这个混血的孙女,总算没有丢千早家的脸。”
“我没有——”
“你有没有,你自己知道。”
西蒙转过身,往棚子下面走。走了几步,他又停下来。
“你知道我在战场上活下来的原因吗?”
爱音没有回答。
“因为我瞄准的时候,”老人回头看她,那双经历过战争的眼睛平静得像结冰的湖面,“这个世界上只有我和那个目标。没有第二个人。没有第三个人。没有‘打死这个敌人之后会怎么样’。只有——那枚子弹。”
他走进棚子里,留下爱音一个人站在靶位上。
风刮过训练场,吹起她粉色的长发。这头粉发在整个军营里都是独一份的,新兵们私下里叫她“那个日本娃娃”,语气里带着对东方人的、对混血的、对女人的、对一切不够“英国”的东西的轻蔑。
爱音端起枪。
她想起刚到英国那年的事。父亲把她送进伦敦最好的私立女校,她穿着崭新的校服走进教室,全班的目光像针一样扎过来。那头粉发。那张东方面孔。那个在自我介绍时说“我从日本来”时,底下有人捂着嘴笑出声的瞬间。
“日本人怎么也来英国上学?”
“她爸爸是外交官吧,听说妈妈是日本人……”
“粉色的头发,好奇怪。”
她没有哭。千早家的孩子不能在人前哭。
她只是更努力地学英语,更努力地考第一名,更努力地笑,笑得比所有人都灿烂。她成了学生会长,成了“那个很受欢迎的日本女生”,成了毕业典礼上被掌声送别的人。
然后她逃回了日本。
是的,逃。
爱音闭上眼睛。
父亲以为她是想念故乡,母亲以为她不适应英国的气候。只有她自己知道,她是撑不住了。那张笑脸撑了三年,终于裂了一道缝。她逃回东京,逃进羽丘女子学园,想找一个没有人认识她的地方,重新开始。
然后她组了乐队。
然后她又逃了。
“失败者。”她对自己说。
枪声响起。
靶心十环。
二、赫尔辛基
爱音再次见到西蒙·海耶,是在赫尔辛基的军医院里。
那是1940年3月,冬季战争刚刚结束。芬兰割让了卡累利阿,十万芬兰人失去家园。西蒙·海耶在最后的战斗中下颌中弹,被战友抬下战场时,半边脸几乎被打碎。
爱音穿着英国远征军辅助领土服务队的制服,站在病床前,看着那个曾经像松树一样挺拔的老人,此刻瘦得像一片枯叶。
“……你来了。”西蒙的嘴张不开,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。
“长官命令我来慰问伤员。”爱音说。
西蒙的眼睛弯了弯,像是在笑。
“撒谎。”
爱音没说话。
她确实是主动申请来的。1939年9月,英国对德宣战。爱音的父亲原本想把她送回日本,但他在父亲开口之前,就自己去了征兵处。
“我是英国公民。”她对那个一脸惊讶的军官说,“我有射击经验。我申请加入辅助领土服务队。”
军官看着她的粉发,看着她的脸,看着她的年龄——十八岁——最后问了一句:“你拿过枪?”
“从十一岁开始。”
她被分到了后勤部门,负责文书工作。但她每个月都会去训练场,用周末的时间练习射击。教官们一开始觉得好笑,后来就不笑了。她的成绩比绝大多数一线士兵都好。
“你还在练枪。”西蒙说。不是问句。
“嗯。”
“为什么?”
爱音沉默了很久。
窗外是赫尔辛基灰蒙蒙的天空。三月的风还带着雪的气味。
“因为……”她慢慢开口,“瞄准的时候,我可以什么都不想。”
西蒙没有说话。
“就只是……我和那个目标。没有第二个人。没有第三个人。没有……”她的声音低下去,“没有‘打中了之后会怎么样’。”
老人闭上眼睛,嘴角弯着。
“你学会了。”他说。
三、法国
1944年6月,诺曼底。
爱音趴在废墟的二层,透过瞄准镜看着三百米外的德军阵地。她身边躺着另一个狙击手,一个来自加拿大的年轻人,此刻正在发抖。
“长官……”年轻人用气声说,“他们说对面那个是……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是科宁斯——”
“我知道。”
爱音的手指搭在扳机上,一动不动。
海因茨·托尔瓦特·科宁斯,德国国防军王牌狙击手,据称有三百以上的击杀记录。传说他正在诺曼底专门猎杀盟军的狙击手。
爱音不知道这些传说是真是假。她只知道,从今天早上开始,她有一种奇怪的感觉。
西蒙教过她那种感觉。在战场上,当你被另一个狙击手瞄准的时候,你的后颈会发麻,像有一根针顶在那里。
她的后颈现在就在发麻。
“你撤退。”她对加拿大人说,“从后面绕,别抬头。”
“长官——”
“这是命令。”
年轻人咬着牙爬走了。爱音把呼吸压到最慢,一点一点地挪动瞄准镜。
她在找。
找那个也在找她的人。
风从西边吹来,带着硝烟和泥土的气味。三百米外是一片废墟,到处都是可以藏人的地方。但西蒙说过,狙击手不会藏在最隐蔽的地方,狙击手会藏在——
那个窗户。
二层的窗户,左边数第三个,玻璃碎了,里面黑洞洞的。从那个位置,可以覆盖这片废墟东侧的开阔地,也就是她现在的位置。
如果她在那里,她会选择那个窗户。
爱音的瞄准镜对准那扇窗户。
什么都没有。
她等着。
一分钟。两分钟。五分钟。
然后她看见了。
不是看见人,是看见光。镜片反的光,很淡,只有一瞬间。在那扇窗户右侧两米的地方,另一扇窗户,玻璃已经掉了,但窗框上有一小块金属片。
那一瞬间,爱音fired。
她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命中。她只知道那一枪打出去之后,后颈的那根针消失了。
她没有等。她立刻翻滚离开当前位置,从废墟的另一侧滑下去,一路狂奔,直到跑进一片树林里才停下来。
她的心脏跳得像要炸开。她的手在抖。她靠在树上,大口大口地喘气。
西蒙说过,fire之后不要确认战果,确认战果的人会死。
但那天晚上,她在战报里看到了一行字:
“据可靠情报,德军王牌狙击手海因茨·托尔瓦特·科宁斯于本日在诺曼底地区被击毙。击毙者身份不明。”
爱音把战报折起来,放进口袋里。
那一夜,她睡得前所未有的沉。
四、柏林
1945年7月,柏林。
战争结束了。爱音站在国会大厦的废墟前,看着那些还在冒烟的断壁残垣。她的制服已经旧了,袖口磨出了毛边。她的粉发剪短了,扎在脑后,像个普通的德国女人。
但她是英军少校。二十岁,少校,因为“在诺曼底战役中表现出的卓越狙击能力”和“击毙敌军王牌狙击手科宁斯”的未公开记录。
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。
照片上是西蒙·海耶,战后拍的,终于不用再裹着绷带。老人的脸变形了,半边脸是平的,但眼睛还是那双眼睛,平静得像结冰的湖。
“我瞄准的时候,”她对着照片轻声说,“这个世界上只有我和那个目标。”
她把照片收回口袋。
身后传来脚步声。她的副官,一个十九岁的英国小伙子,跑过来敬了个礼。
“长官,联合远征军司令部来命令了。您被调到远东司令部,下周出发。”
爱音点点头。
远东。日本。
她离开七年的地方。
副官犹豫了一下,又说:“长官……您母亲那边,要不要……”
“不用。”
爱音转过身,最后看了一眼国会大厦的废墟。夕阳把一切都染成红色,包括她的头发。
“我去日本,”她说,“不是因为那里是我半个故乡。”
副官没说话。
“是因为那里还有仗要打。”
她走过废墟,靴子踩在碎石上,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。远处有苏联士兵在抽烟,有美国士兵在拍照,有德国平民在搬运砖块。
没有人注意这个粉色头发的英国女军官。
爱音想起很多年前,在伦敦的训练场上,西蒙对她说的那句话。
“你瞄准的时候,在想什么?”
她现在知道了。
她在想——瞄准。
仅此而已。
五、东京
1946年春,东京。
爱音站在一片废墟前。这里曾经是千早家的老宅,东京丰岛区千早町,她的姓氏的由来。现在只剩下烧焦的木头和野草。
母亲在战火中被疏散到了乡下,父亲在伦敦,英国外交部还需要他。祖父——那个她从小敬畏的老人——在东京大轰炸中去世了。
爱音蹲下来,从废墟里捡起一块烧黑的瓦片。
身后传来脚步声。她没有回头。
“千早少校?”
是日本人的声音,英语带着口音。爱音站起来,转过身。
一个穿西装的日本男人站在她面前,身后跟着两个宪兵。男人鞠了一躬。
“联合远征军司令部通知我们您今天抵达。我是外务省的翻译,奉命为您向导。”
爱音点点头。
“不用。”她说。
男人愣了一下。
爱音用日语说:“我会说日语。我是日本人。”
男人的表情变了变,看看她的粉发,看看她的英国军装,最后落在她的脸上。那双灰色的眼睛平静得像结冰的湖。
“……是。”他低下头,“失礼了。您想去哪里?”
爱音转身,看向远处的天际线。那里有新的建筑正在盖起来,脚手架像瘦削的骨头戳向天空。
“羽丘。”她说,“羽丘女子学园。”
男人又愣了一下,但还是点头:“是。我为您安排车。”
爱音把瓦片放进口袋里,和那张西蒙的照片放在一起。
“不用。”她又说,“我自己去。”
她迈步往前走,靴子踩在废墟上,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。风吹过这片焦黑的土地,吹起她粉色的短发。
她曾经从这里逃走过。
她不会再逃了。
—全文完—


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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